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俄罗斯承受制裁之重,
卢布强势回归
曲强:西方国家一直在实施严厉制裁,俄罗斯经济真的崩溃了吗?
别洛希茨基:在金融服务方面,目前在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合作上存在一些技术上的困难。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俄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仍在继续。由于他们先发起了制裁,现在他们必须找到避开制裁的方法,以继续合作。制裁的最初目标是在一个月内摧毁俄经济支柱,但我们还是承受住了挑战。
曲强:如何看待俄罗斯遭到金融制裁和外汇储备被冻结的情况?
别洛希茨基:西方国家实施制裁是想逼我们放弃主权,但他们误判了我们的韧性,没有预想到我们在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对后果)是早有准备的。我们总会找到新方法来进口必要的东西,出口所拥有的资源。西方在资源、农业、科技等方面,仍依赖于我们。
邵宇:冻结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实际上是有法律风险跟法律后果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提到,冻结一个主权国家如俄罗斯的美元外汇储备,看起来是不公平或者不合法的。
这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主权国家的货币可能因为意识形态或者其他原因被没收,这在整个货币体系包括不同国家的储备安全(方面),就会造成比较大的担忧。你不是我的朋友,我就把你的钱扣住,听起来有点像“黑社会”的做法。
曲强:我认为可能有99%的经济学家和金融从业者都作出了误判,西方在制裁一开始时让卢布贬到一文不值,现在又不得不买进。为什么卢布如此坚挺,这一情况会持续多久?
别洛希茨基:这实际上对经济来说是一个好兆头,因为最初,卢布与美元或欧元相比确实贬值了,但我们的政府尽一切可能稳定住了卢布和经济,停止了恐慌。所以中期和长期来看,我们未来不得不将卢布贬值回最初水平,可能要回到1月份的水平,当时大概是1美元兑70至80卢布。
最初我们让卢布升值,购买了所有必要设备来生产大部分商品。现在我们可以再让卢布贬值。这不是一个完美战略,但任何一种战略总是取决于它对经济中长期表现的影响。我认为它最后会奏效。
重塑全球地缘竞争及
能源格局
曲强:高昂的能源价格给俄罗斯带来收益,但这会对俄罗斯和世界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吗?
邵宇:这个阶段,卢布的走强显现出俄罗斯抗拒欧美,特别是美国金融制裁的一定效应。它用必不可少的石油需求维护了自己货币的主权。俄罗斯在供应链中占有的重要地位,目前可能无法取代。
如果能对金融市场释放正面信息,市场能慢慢稳定下来的话,再考虑卢布适当贬值,可能会对能源出口有帮助。
但对全球而言,现在能源的价格非常高。能源转型的一个逻辑是,让传统能源保持在一个(价格)较高位置,大家就会往新能源方向转移。这种转型可能会对全球格局包括化石能源、传统能源的需求发生一些中长期甚至是革命性的变化。
曲强:如何看待美国对他国的制裁以及美元武器化?这会给全球化带来什么负面影响?
邵宇:全球化实际上就是人员、物资、技术、信息跟理念的全方位交流。我们习惯于把过去的全球化叫做全球化的3.0版,各国在其中扮演不同角色。
三类国家构成了全球化循环的完整结构。第一类是俄罗斯、乌克兰这样的能源或者资源型国家;第二类叫做生产型经济体,这些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超过GDP 4%以上;最后一类消费型国家像南欧国家、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占GDP 4%以上。
但现在不管是地缘冲突还是一些国家间的竞争,已经导致全球化结构断裂了。全球可能进入到一种地缘竞争更激烈、不同国家的联盟形成竞争集团的过程,有点像一战跟二战之间的一种低迷状态。
我们预测,这样一个状态可能会持续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不管是资源型国家转型,生产型国家能力提升,还是约束消费型国家滥发货币,都要找到一个新的平衡,但这个平衡比较难达到。
资料图:卢布钞票。
俄挑战美元霸权,
俄乌冲突带来哪些启示?
曲强:俄政府正努力推动卢布与贸易伙伴国货币的结算,以越过美元主导的金融体系。这会对世界金融和贸易体系产生什么影响?
别洛希茨基:我认为“美式和平”的影响力正在减弱。我们真的不在乎我们使用什么样的货币。西方针对俄罗斯的政策让人大开眼界。
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看到国际贸易的多元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分散、更独立地进行交易,从长远来看,我想美国有一天将不得不加入到这种公平、平等的贸易体系中。俄罗斯只是为其他国家争取更多主权铺路,同时,我们随时都有坐在圆桌旁谈判的准备。
邵宇:从短期来看,美元占市场份额80%,还是非常强劲的。货币不仅是用于交易,还用于投资,它有一个足够大的金融市场来吸收。上百年的努力,让美国得到了这种特权。
俄罗斯搭建跟其他国家的直接货币交易系统是一种尝试,短期来看,比较难以撼动美元现有的全球构架。但从长期来看,像冻结央行储备等不友好、不明智的举动,最终会撼动现在的货币体系。
我们可能期望有更多选择,包括多个清算系统、多种货币选择、电子货币,数字货币等全新的考量。
曲强:从乌克兰危机当中,可以总结出哪些应对思路?
别洛希茨基:长期发展才是最重要的,(俄罗斯)要不断调整以在未来能存活和发展下去。我们只能依靠平等稳定的伙伴关系。因此,我认为俄罗斯应该和欧洲、美、英等国在平等地位上进一步交流。不同国家有不同国情,而政府从来都是致力于国家主权和人民福祉的。这种世界才是我理想中的世界。
邵宇:俄乌冲突中的一系列制裁、技术细节等,其实对我们思想上的影响非常大。未来的冲突是全方位的,可能涉及舆论、传播技术、金融、贸易、能源、供应链等各方面。
我们要学到的就是怎么样去保证充分的自给自足,同时又能在经济循环方面,跟世界保持良好接触。
尽管我们可能跟世界进行各种竞争,但只要是良性竞争,大家保持相对开放的心态,遵循公平原则,未来不管什么样的冲突,都能安然度过,俄罗斯应该也一样。
(来源:中新网微信公众号)
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 摄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 摄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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